新长征路上的蹦迪

发布时间:2019-03-27 18:55:59


“张蔷就像一种神秘的天文现象,每隔十五年降临一次娱乐圈,大家一定得好好看看她,因为十五年难得一见。”


这是《吐槽大会3》为张蔷写的段子,精确测算一下,“张蔷现象”上一次降临,其实是在2008年。


那一年,出道24年的张蔷终于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场个人演唱会。


这桩事先没有张扬却爆满北展剧场的演出一切从简,没有怀旧元素的堆砌或冗长的煽情片段,舞台上的张蔷一首接一首地唱大金曲。


据王晓峰回忆,张蔷在演唱那些动感很强的歌曲时肢体动作并不大,能看出来还残存着上世纪80年代走穴时代的遗风,她的嗓音还那么高亢。


她从头到尾也没有说什么“大家来点掌声好不好”、“这边的观众鼓鼓掌”之类的话,而是像那个时候的报幕员一样说:“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……”



北青报描述这一次“降临”的标题是《张蔷缺经验》,里面记录了全场唯一一次观众大合唱,是以《三百六五里路》成名的歌手文章带动的。


不过,也有记者拦住了一位哭到崩溃的东北大哥,大哥用”近乎痴迷的眼神”望着舞台说:那是我青春里的歌声,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,张蔷的声音有一种怪怪的感觉,我就特爱这声音、这感觉。


十一年过去了,就在上周末,受新裤子之邀,张蔷戴着爆炸头套,裹着一身亮片紧身裙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馆,一颗巨大的迪斯科球缓缓降落在观众头顶,舞会开场了。



唱《BYE BYE DISCO》前,主唱彭磊说:“这是我们跟那个时代告别的一首歌,潮流过得太快了,当我们怀念一种音乐风格的时候,它已经看不见了”,张蔷没有再报幕,唱到开心时,对观众喊:大家一起喊 D-I-S-C-O,我给你们数着!


对于东北大哥来说,张蔷是八十年代的自己长出的第一颗青春痘,而那天在工体为张蔷呐喊的听众,脸上的痘印大都还未消散干净。


张蔷对于这一代人来说,不是第一个登上《时代周刊》的内地女星,也不是中国唱片销量最高的歌手,是童年回忆突然跳起舞来,是自发电的独立音乐,是买高价票、不远万里,也要蹦到的迪。


1


《手扶拖拉机斯基》是彭磊为张蔷写的歌。


一次演出完之后,彭磊问张蔷:一会儿你去哪儿?张蔷答道:我要去凯宾斯基洗澡了,我经常那儿吃饭和健身。


彭磊应了一句“噢,原来你过着这样的生活啊”,那首唱着“人参娃娃,葫芦娃娃,库尔尼科娃”的无厘头歌曲之后就诞生了。


出入高端场所对于张蔷来说,在十七八岁就不是稀奇的事情了。


她凭借第一张专辑在母亲月入60块的年代赚了1400元,后来几乎凭一张专辑成为万元户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。一盘磁带几块钱,张蔷可以卖两千万盘,后来出国时换外汇,现金要用行李箱装。



八十年代,几乎没有年轻人不听张蔷。和媒体聊起当年,张蔷不止一次提到那件轶事:


有一天,一个山东青年敲开了张蔷家的门,他说自己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编剧,很喜欢张蔷,希望可以邀请她出演一个军嫂的角色。张蔷的母亲也是山东人,待他很亲切,不过当时张蔷才16岁,母亲谢绝了。


在接受《新京报》采访时,张蔷说自己对这个人最深的印象是送他出门,总觉得他的背影看着很辛苦。除此之外,她只记得名字,因为特别,男青年曾向她母亲解释过,“莫言”就是少说话的意思。


2012年,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张蔷想起自己也曾认识一位同名的写作者,便上网搜了照片,发现真是曾经认识的那个文学青年,感慨道,怎么这么老了!


那个年代,文学青年也爱张蔷,因为没有人找得出第二个这样的女孩儿。


在张蔷还是个读高二的小姑娘,不知道有“形象包装”这个词的时候,就已经自制了红色抹额,折断筷子,用洗相纸裹住头发,涂上威娜宝香波为自己烫了一个芭芭拉·史翠珊同款爆炸头。



那时唱歌还是挺有风险的,用什么方法唱歌是个政治选择,张蔷母亲在中国电影乐团的同事谢莉斯,在句尾加一个滑音就被批判为“资产阶级滑音”。


到了听着岩崎宏美、Bee Gees 长大的张蔷这里,她对着家里的录音机,用“拼音+想象”为英文歌填了词,一开口就是甜腻热辣的“千言万语口难开”。


比邓丽君的“靡靡之音”刺激得多,张蔷对高音直白得刺耳的处理狠狠撞破了年轻人对流行音乐的理解,也在“荷东的士高”还没从香港进入内地时,用自己的方式定义了什么是迪斯科。那英说过,张蔷是她知道的内地第一个迪斯科女星。


那时北京的迪斯科舞会还是“上流人”的游戏,没有内部关系的人只能在门外张望,找机会跟安保求情,而张蔷可以随便进出外交公寓、丽都、昆仑饭店。


作为唯一一个穿渔网袜的女孩,她通常静静喝着进口橙汁欣赏麦当娜,假装没有看到男生渴望的目光,只有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时才到舞池动一动。



少女张蔷也许不知道,在大院之外,那些她唱什么就听什么、攒钱抢磁带的几百万名年轻人,在她出道那些年,刚刚有机会解开身上的枷锁。他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写诗,跳舞。


但是,但是——即便年轻的呼声伴着迪斯科的节奏,一路震到了国外,八十年代的张蔷,在国内的官方语境里仍然不被接受。


内地媒体在报道《时代周刊》事件时,只提了一句“以盒带销售量来衡量歌星价值的做法还欠妥”。


张蔷第一次参加歌手大赛,就得到了评委“不如去广州茶座卖唱”的建议,在热衷讨论新生事物的年代,报刊、杂志、电视都没有关于她的只言片语,没有喝彩,也没有批评,见过这位“巨星”本人的,除了家人朋友,可能只有录音棚的工作人员。


按今天的话说,张蔷就是亚文化 icon,站在张蔷这一边,是观念先锋的那批年轻人的一种态度表达。面对官方话语里对张蔷的作品“太俗、太风骚”的质疑,年轻人说: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听那些字正腔圆、甜甜美美的东西?


在那年,年轻人拥有一盘张蔷的磁带,就完成了一次离经叛道;练过霹雳舞步,蹦过一次迪斯科,好像就握住了一大把自由。


2


可对于张蔷来说,年轻人的喜爱是一回事,她自己的生活依然是高端场所、家、录音棚三点一线。


日复一日地翻唱着港台、欧美的别人的歌,“写完就唱,唱完就录,录完就加工,加工完立刻就大卡车拉到全国各地,一个月十几盘,有时甚至一天一盘……”


当了两年的“棚虫”,张蔷腻了。她发了一张绝版专辑《潇洒地走》,宣布告别歌坛,打了个飞的去澳洲。她在国外过得不算快乐,她满足了对异域的好奇,花光了五万美元,一年后回到了中国,紧接着结婚生子。


一两年时间,看起来不长,但在 80 年代中后期,华语乐坛正在发生一些变化。


1989年,内地正式引进齐秦的专辑《狼》之后,央视没有作任何预告,突然播出了两期叫做《潮——来自台湾的歌声》的专题片,王杰、张雨生、小虎队震惊全国,港台音乐渐渐不再被少数人垄断。大家都能听到原版了,张蔷这样的翻唱歌手丧失了魅力。



与此同时,众所周知地,80年代的关键词除了“理想”,还有“幻灭”。过渡到 90 年代,许多理想主义青年被复杂的社会现实打了一棒槌,不知道该如何起舞。


迪斯科作为一种肢体上的发泄,似乎无法满足那代青年表达他们更复杂的情感。实际上,迪斯科在美国也面临过相同的问题。当时抵制迪斯科的美国民众将这种音乐形容为花瓶,批评迪斯科在政治表达上的冷漠,还有人把作品中加入迪斯科元素的大卫·鲍伊喷成了“叛徒”。


这时候,顺应年轻人的表达诉求,摇滚乐进入了中国年轻人的视野。


年轻人发现,除了跳迪斯科,还有一种音乐能够这么直白、有劲儿地帮助他们进行个体表达。许多跳霹雳舞已经可以走穴赚钱的青年给自己买了吉他,音乐人周凤岭就是其中之一,他在走穴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摇滚乐队,突然觉得喇叭裤一点也不酷了,回家就开始学琴,后来作为窦唯的吉他手登上了红磡。



在录音棚里准备复出的新专辑时,张蔷听到隔壁传出来异样的嘶吼声,旁边的人告诉她,香港在包装崔健,马上就火了,这个录音棚崔健想唱多久就唱多久,不用考虑时间。


从前一天要录好几首歌的张蔷哪里见过这样的待遇,她听完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》,感慨万千:“崔健挡不住了,崔健的时代来临了”。


崔健没浪费机会,在棚里呆了100天,中国第一张摇滚专辑诞生了。



张蔷后来出的几张专辑都反响平平,从内地迁居香港,离婚后又回到内地,她也唱过摇滚,发行过自己原创的作品,不再是一顶爆炸头走天下,却再没有跟上过时代,更别说像当年一样带着时代走了。


此后十年,中国摇滚如张蔷所预言的,迎来了黄金的九十年代,迪斯科曾经在遍地开花的歌舞厅中成为普通的娱乐方式,又被从日本漂洋过海来的 KTV 所替代,逐渐被埋入历史堆。



进入21世纪,最先怀念张蔷的,是当年自动屏蔽她的央视。


张蔷终于第一次上了电视,在第一期《同一首歌》表演了《爱你在心口难开》,此后,她和戴娆、戴军、陈方圆等老艺术家一起参加了许多有经典、金曲内容的栏目,没有人再关注她新出了什么歌。


张蔷的位置倒过来了,只有最早听张蔷的人,从广场上跳舞回来,准备午饭之前,会打开央视看一看她的节目吧。


2008年前夕,迎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节点,还没因为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成名的陈晓卿找到了张蔷,他要为她做一集纪录片,放在一个叫做《现象1980》的专题里。


在张蔷举办的首场个唱的那个月,央视播出了《风起张蔷》,张蔷和87版《红楼梦》、长江科学考察漂流队、铁饭碗、出国潮一起,变成了官方扎在八十年代最耀眼的标签。



是啊,80 年代已经过去很久了,属于张蔷的音乐世界也过去了。


迪斯科热潮结束之后,崔健、魔岩三杰的时代也如昙花般转瞬即逝。90年代末,听打口带长大的新一批摇滚乐队掀起过一阵“北京新浪潮”。清醒、麦田守望者、地下婴儿、新裤子,还有早期朋克届的 TFboys——花儿乐队,他们正好踏上内地唱片工业还没发育多久就开始衰落的节点,花儿乐队变得流行,到后来单飞的大张伟流量傍身,是被主流看到的故事。



而另一边,还有点“摇滚精神”的乐队不得不在生存线下挣扎,木马、舌头、痛仰在树村赊账的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《自由的边缘》,清醒乐队的主唱沈黎晖创立的音乐公司摩登天空,在一段时期也得靠卖彩铃为生。


二三代人的音乐故事不停交迭换代,抹去一段旧的又谱上一段新的。08年前后复出时,张蔷和她的故事,实际上失去了和年轻人沟通的能力,只得作为怀旧的标签在电视节目、纪录片中存在着。


万幸的是,“怀旧”,再又一个十年过后,变成了年轻人最喜欢做的事之一。


3


“北京新浪潮”中出现的乐队里,新裤子是最不愤怒的那一个。


他们的核心成员都是北京人,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,青春期是和这个城市的物质文化一起极速发育的,键盘手庞宽曾经说:我们那会儿就不喜欢崔健,觉得他的歌词听不懂,形象也不好看。我们没有那么苦大仇深,只是写写内心的感受,唱一唱青春的躁动和迷茫。


新裤子“内心感受”最多的,也许是怀念。


庞宽穿国货,彭磊收集铁皮玩具,他们都对八十年代有着极深的执念,至今好像也没有从那里走出来。



2006年,鼓手去留学之后,新裤子开始尝试合成器编曲,庞宽在朋克时期就写过迪斯科风格的作品,他们干脆直接转向迪斯科,发行了专辑《龙虎人丹》,封面上的他们带着蛤蟆镜、穿着国产运动裤,手上拿的,是风起张蔷那年,一呼百应的立体声录音机。


《龙虎人丹》带起了一阵国货潮,不止是滚圈,普通年轻人在家里翻箱倒柜,想找到爸妈泛黄的回力鞋,玩一把做旧风。



年轻人从那时开始接替央视,变成了怀旧的主力军。


迪斯科的简单粗暴也意味着鲜明有力的特色,成都的新金属乐队 GT6 更名马赛克,创作出了可以蹦迪的摇滚乐《 Dancing Girl 》。、


高晓松跟梁文道说过,怀旧就是属于年轻人的。年轻的时候才怀旧,谁老了还怀旧?老了早看开了,年轻的时候,每个人都觉得上一个时代更美好。


一切都是那么纯粹、自由、有希望的八十年代,就是那个可供三代人怀念的黄金时代。


新裤子的老板沈黎晖看到了机会。2013年,走穴能赚钱了,音乐人靠跑音乐节、live house 已经可以走出树村,听众需要更燃、更刺激的现场音乐, 4/4 拍的迪斯科当然是优选。


《周末画报》的主编牵了个头,沈黎晖见到了自己曾经的女神张蔷,他对张蔷说:你不要唱别的了,就唱迪斯科。


摩登天空为张蔷做的专辑有几首张蔷和新裤子的旧歌,也有彭磊写的《手扶拖拉机斯基》,风格都是迪斯科,沈黎晖听一遍时告诉张蔷,这个不够嗲,不够腻,不是你。


于是,90后听到了最终的版本里那个张扬得有些刺耳的声音,就像他们的父辈第一次在录音机里播放《东京之夜》,张蔷又火了。



那张专辑的名字是个假命题,“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”,其实根本没有人追问什么是迪斯科。


“迪斯科是什么”,这曾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贾樟柯接受 GQ 采访时,提到他 90 年代时,喜欢和同学去的一间北电附近的迪厅,叫 NASA。人大的学生,北大的学生,清华的学生,也喜欢去。


贾樟柯说,当时的蹦迪,是很多人解放自我的象征。“如果没有过去的封闭,没有我们这代年轻人借由迪斯科、借由摇滚乐解放自我的这样一种情感在里面,那它只是个娱乐。”


巧合的是,北京NASA 的时代过去十几年之后,成都也有了一间著名的 NASA。


成都的 NASA 很长时间里开在著名的保利大厦,现在已经更名、搬迁。和当年北京的 NASA 不同的是,这个 NASA 是成都说唱乐的根据地,是 Higher Brothers 为代表的成都 trap 音乐爱好者最喜欢 party 的地方。


事实证明,贾科长提到的“蹦迪只是个娱乐”已经发生了。现在去一场 party 再也不是什么违法犯罪的坏事,跟叛逆也不相干。蹦迪当年精神层面的意涵早被稀释掉了,哪有那么多有的没的,蹦就是了。


张蔷再回到公众视野,是“营销鬼才”沈黎晖的判断,更是听众需要怀旧舞曲——我们太需要一套完整的视听和氛围解决方案,帮我们度过一个个加班后需要发泄的夜晚了。


她唱什么大家就听什么的时代早就过去了,互联网上每天会出现成千上百条新闻,但没有什么看起来真正是新的,年轻人需要一片阿斯匹林,张蔷的迪斯科嚼起来还有味儿。


《我的八十年代》是庞宽九十年代写的,当时还是朋克的新裤子成员嘲笑他是娘娘腔,他自己也唱不上去,直到遇到张蔷,这首歌才正式发行。


张蔷聊起过这首歌里有一句“我们的心是约翰·克里斯朵夫”,说“那本书上写,最后,他每次过河都有一个小孩让他背着。克里斯朵夫问,你到底是谁,那个小孩儿就说,我是你未来沉重的日子。”


那天去工体的年轻人,背上都有一个小孩,不用等到未来,派对散场,就是沉重的日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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